制度成功創造中國奇迹

         制度，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和基礎。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也必然體現在制度競争的結果之上。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我們是不是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制度的成功決定瞭中國再度複興。

　　中國在世界範圍的落後和挨打，始自1840年的鴉片戰争。盡管随後進行瞭洋務運動，但卻慘敗於葺爾小國日本，舊的東亞體系全面崩潰，随後便全面淪爲西方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中國早已被徹底瓜分（美國二十年代大學課堂上的讨論題目是：是否應該瓜分中國？）。中國之失敗顯然在於實行瞭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已經無法适應新的時代發展需要，是制度之敗。到現在，這一點應該不會有異議。在美國長期生活的孫中山也認識到瞭這一點，提出以美國爲範本重建中國的制度，並(bìng)最終於1911年取得成功，終結瞭晚清七十年的屈辱曆史。然而，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别說中國再度複興，甚至連國家統一、主權獨立的曆史任務都沒有完成。更可怕的是
，反而沿著(zhe)1840年以降的下滑軌道加速沉淪：國家進一步分裂、國力進一步衰微。其實民國成立不到半年，民國元老章太炎就公開提出“民國亡國論”，實是振聾發聩、遠見卓識。袁世凱稱帝固然有其權力私心，但中華民國不适合中國也是其理由之一。張勳複辟固然和他個人對清王朝的愚忠有關，但同樣也是中華民國的失敗造成的。因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也就是曆史的必然。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走過一個甲子，中國在重新赢得獨立和主權之後，也再度崛起成爲世界新的強國。不僅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還是拉動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到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上升到19.2％，比美國高3.5個百分點，比歐元區高6.3個百分點，比日本高11.7個百分點，超過世界所有國家。到今天
，中國銀行業早已超過金融帝國美國，全球十大銀行中國位居前三。中國汽車銷售量也超過汽車王國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如果和建國時相比，GDP增長瞭(le)77倍；外彙儲備高居世界第一，增長瞭(le)一萬多倍；貿易總量增長2200多倍，躍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則增加1000多倍；人均GDP在人口增長兩倍（從4.5億到13億）的情況下，超過3000美元，增長133倍。不僅經濟如此，社會發展也是成果驚人。文盲率從80%降至3.6%，人均壽命不足35歲增至73歲。基本醫療将在今年覆蓋12億人口
。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0．6％提高到45．7％，是全球城鎮化速度的兩倍。這樣的成就，如果不是源於(yú)制度成功，還能是什麽原因呢？

　　其實這一點，就是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這樣評價一種制度：“國際上的投資，大的資本的投資，人家要選擇投資環境，不會選擇一個沒有制度保障的國家去投資”。雖然他是在肯定西方的民主制度時說的這番話的，但卻是對任何一種制度模式有效的檢驗标準。衆所周知，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8526億美元，僅次於(yú)美國
。全球五百強（這可是十足的大資本）絕大多數都在中國投資設廠
。顯然，全球用資本對美國和中國的制度投瞭(le)贊成票。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的投資主體是周期長、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産投資，而美國更多是短期、風險性高、流動性極強的金融投資，全球對哪一個制度更有信心不是昭然若揭瞭(le)嗎？

　　在我看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還在於(yú)超強的糾錯能力。誰都知道中國的決策素來以高效著稱，但糾錯的能力和效率卻往往被人所忽視。新中國六十年，最大的失誤有二：一是三年災荒，二是十年文革。中國糾正這些錯誤一是時間短
，分别爲三年和十年，二是自我糾錯。這一點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
，尤其明顯。美國獨立建國後以立憲的方式實行黑奴制長達百年
。廢除黑奴制後，又以法律的名義實行種族隔離長達百年。而黑奴制和種族隔離的廢除與終止，也並(bìng)非自我糾錯。黑奴制的結束是通過一場代價極高而且慘烈的内戰。北方對南方在戰争期間甚至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焦土政策。而種族隔離制度則是在黑人此起彼伏的和平與暴力的抗争方式才獲得的，這期間慘烈的暴動曾震憾全球。

　　不僅制度上的糾錯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就是政策性的糾錯能力也是天壤之别。中國錯誤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導緻人口增長失控。但中國意識到錯誤後，立即實行計劃生育
，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雖然也意識到人口高速增長的代價，也曾想嘗試計劃生育政策，但卻屢屢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就在於它的制度。任何政黨想推進計劃生育，都會在大選中敗北。隻能眼睜睜的看著(zhe)人口暴漲，並(bìng)将很快取代中國成爲全球第一----正如西方所說，這是印度唯一可以超過中國的地方。還有，當中國七十年代末放棄計劃經濟的時候，同樣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印度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後，才於九十年代實行市場經濟，比中國落後十多年，這在一日千裏的地球村時代意味著(zhe)什麽，不言而喻。

　　美國的次貸危機，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採(cǎi)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産
、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準嗎？一語道出何以失去糾錯能力的制度性原因。美國的次貸危機，以“兩房”破産爲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出，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瞭(le)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
，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其實西方的制度隻所以失去瞭(le)高效的糾錯能力，隻有等到危機爆發才有可能解決，原因可從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尋找到答案：1989年，西方資本曾大舉撤離，鄧小平當時撂下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資本回來瞭(le)，資本家的政府還回不來嗎？”可謂一語道破西方制度的本質。日本京都大學每年都做一個調查；信賴商人的比例爲3%，而信賴政治家的比例則爲0.3%！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得參(cān)與。因爲大家都是業餘玩玩的，哪比的瞭(le)政治人物的專業水準。

　　如果東西方制度進行對比，我們會發現西方的制度至少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這是道德正確色彩濃厚但卻弊端叢生。選民隻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bìng)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隻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德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美國是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唯一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國家。近幾十年曆任總統都想将之建立，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奧巴馬這一次以破釜沉舟之勢要取得成功，聲稱爲瞭(le)醫改，他甯可放棄連任，他在國會演講也毫無退路的表示自己将是最後一位醫改闖關總統。然而，既得利益者卻發起瞭(le)強大的反撲，把他與斯大林、希特勒並(bìng)列，並(bìng)扣上要把美國社會主義化的大帽子，現在鹿死誰手仍難預料。至於法國，相同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盡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瞭(le)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
。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隻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屢屢在危機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就是在一次事關改革的公投中敗北，而辭去總統職務，徹底離開政壇。當然對於民意的不合理性，西方國家也從制度上進行修補
。比如，歐盟憲法公投失敗後，法國新政府就不再通過公投進行表決，而是直接在議會表決通過。大家可能注意到，雖然西方号稱民主和三權分立，但大法官一不是選舉産生，二是採用終身制。原因在於，不是選舉産生，就可以不受民意影響和左右。任期終身制，就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但根本目的還是要擺脫民意的制約。盡管有制度上的修補，但當民意走向極端的時候，仍然於事無補。希拉克時代的德維爾潘政府，爲解決就業難題，推出CPE法案，以幫助青年人就業（由於法國勞工制度，老闆一旦雇用員工将很難辭退。但卻造成老闆不願雇人的現象。特别是青年人就業相當困難。爲此，該法案決定增加老闆的權力。針對青年人雇用前兩年可以辭退）。這樣一個改革幅度不大、針對面也不廣的法案卻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盡管議會通過，總統簽署已成爲法律，但民衆卻發起大規模長期的罷工、遊行。最終迫使這項法律做廢。這就是廣場政治的效應。事實上，任何改革都是對利益的調整，總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損，但國家要看是否整體上有利。但選民隻會看自己。這就是票選民主的緻命傷。這就是甯可通用破産，魚死網破，民衆也不會同意減少福利、減少工資、共度難關的原因。

　　二是西方的政治受制於(yú)财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瞭(le)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隻有财團。别看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瞭(le)“初選”。那些獲得财團青睐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爲什麽，去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yú)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yú)無監管狀态，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這也是爲什麽可以産生次貸危機，進而可以演變成全球經濟危機。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衆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 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瞭(le)？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爲止。同樣的，這也是爲什麽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麽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麽久。

　　資本的力量在中國雖然迅速崛起，但仍然臣服於(yú)政治權力之下，一旦資本逐利本性惡性發展，政治權力可以迅速解決。三鹿奶粉事件發生後，盡管企業本身妄圖收買媒體和當(dāng)地政府掩蓋真相，但卻在最高政治權力面前碰的粉碎。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必将會是第二個“兩房”。

　　中國的現行制度如何，從自身取得的成就，從縱向與滿清、民國相比，從橫向與西方相比，都可以得出無容置疑的結論。如果套用西方的話語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制度的成功，才創(chuàng)造瞭(le)中國的複興這一人類曆史上唯一一個文明衰落後再度複興的奇迹。